“从大山深处归来,我总有一种冲动,总想告诉我身边的朋友们:有一种生活,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;有一种艰辛,你没有体会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;有一种快乐,你没有拥有过就不知道其中的纯粹。”这段话是冯艾用她两度志愿服务的经历凝结成的,得到了许多志愿者的认同。
记者拨通了冯艾的电话,她目前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不长的通话间,可以感受到志愿服务的经历给予她的远不是“体会”二字所能包含的,可以说是一场人生洗礼。
2003年6月,我当时在复旦大学读硕士研究生,报名参加了志愿者选拔。9月初,我来到了海拔超过3200米的彝寨——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战河乡的战河中学。
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到西部支教,对我来说已经是第二次了。
感受艰辛
第一次支教是在2000年8月,我参加了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,到宁夏西吉县白崖乡中学支教一年。那里山大沟深、交通不便、气候干燥、严重缺水,是一个曾被联合国有关机构认定为“不适于人类生存”的地方。
记得有一次,我去一个叫窑儿湾的村子家访。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,下着大雪。我和我的学生一起走在山路上。我穿着大衣、皮棉鞋仍觉得手脚冰冷,而孩子只穿着单衣单鞋,孩子执意用她身上惟一可以御寒的围巾把我的头裹得严严实实。一进学生家门,家长连忙让我上炕。就在我脱鞋的时候,她看着这双我在县城买的39块钱的皮鞋,对闺女说:“娃,你要好好读书,将来就能像冯老师一样穿上皮鞋了!”听着这句话,我的心就像针扎一般。一双39块钱的皮鞋对于一个城里孩子算得了什么?可它却是山里人一辈子的心愿!就是这双皮鞋,让我真正了解了西北有多么贫穷,也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山里人对于改变命运的渴望。看着眼前的母女,想起严冬中赶几十里山路来上课的学生,面对那些在严酷现实中顽强生长的幼苗,我心中受到了强烈的触动,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。
为了能让孩子们喜欢我、喜欢我上的课,我想尽了各种方法。学生们的学习基础差,我就利用大量的课余时间给他们补课。孩子们很少接触到新的思想观念,我就边上课边向他们介绍。记得有一次,一位老师去相亲,语文课上,学生壮着胆子问我:“相亲是什么?”我笑着说:“‘相亲’就是相中了再结婚,这跟父母包办可完全不一样。”顺着这个话题,我又讲到男女平等、计划生育,学生听得甭提多认真了。渐渐地,我发现孩子们的眼神明亮了,闪烁着聪明活泼的光芒。课上课下向我主动提问的学生多了,学习成绩也有了大幅度提高。一名学生考上师范大学后给我来信写道:“我把您和母亲的照片摆在床头,每晚看着它,都会给我无穷的动力和勇气,我将来准备像您一样,回到大山,播种希望!”
一年的时间飞逝而过,转眼就到了离别的季节。随着告别时刻的临近,孩子们常常小声地问我:“冯老师,你真的要走吗?”记得离开白崖那天,一大早,我推开房门,发现外面竟然站满了前来送别的家长和孩子。一位大嫂摸黑赶了几十里山路,只是为了送我一副枕套。她说:“这是山里的习俗,女儿出嫁时,娘家是一定要送枕套的,你就是我们山里人的女儿啊!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黎明的微光中,我和家长、孩子们就这么面对面地站着。娃娃们除了一遍遍喊“冯老师、冯老师”,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山里人的感情是朴实的,是真挚的。这一切带给我强烈的震撼,我已经对那片黄土地产生了深深的依恋。
感悟人生
上海是我读书生活过4年的地方。第一次从西部回来,我有一番别样的感受,既亲切,又陌生。
每当仰望城市的高楼大厦,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繁华,还想到农民工的不容易。看到工地上费力抬钢筋的民工,我会想到他们可能是我学生的父母,甚至就是我的学生。我在宁夏教过的一个男孩,曾经14岁就去银川当建筑工人。大冬天又冻又累又想家,一个人常常躲在角落里哭。但为了给家里赚钱,为了自己能够攒钱上学,他不得不承受这样的命运。
午后的阳光下,走在复旦校园的光华大道上,我时常会想起风雪中手和脚甚至脸都冻伤了的孩子们;看到学校食堂几十种饭菜,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啃着煮洋芋和冷馍馍的西部孩子;每当我用手摸着大嫂亲手缝制的枕套,我总是忘不了黄土地人给我的深情厚谊。
因此,当2003年6月,我看到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招募启事,心里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对我说:“冯艾,你一定要去!”就这样,我来到西南边陲海拔3200多米的战河乡,开始了第二次支教服务。
来到战河中学,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。操场上搭了三大间简易木板房,墙上的裂缝比男人的拳头还宽,连一扇窗户都没有。这就是250名学生的宿舍啊。孩子们的被褥破破烂烂,有的学生甚至拿麻袋当褥子。与生活条件的艰苦相比,更让我揪心的是教学条件的落后。学校没有图书室,学生除了教材连本字典都没有,更不用谈课外书了。初一的学生常常会写错自己的名字。有的孩子问我,“因特网”是用来打鱼的还是捉鸟的?孩子们的学习基础差得让我痛心,但他们和城里的孩子同样天真、善良、可爱,充满好奇心,总会用大大的眼睛偷偷地望着你。看着他们,我暗下决心,一定尽心尽力教给学生们更多的知识,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。
学校分配我教初二语文和初一历史,每周差不多30节课。教学当中,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语言障碍。全校学生都是彝族,平时都说彝语,往往上到小学四五年级才开始学说汉语。
为了调动大家的学习兴趣,就给他们读故事、讲笑话,尽量联系他们的日常生活。我们的课堂气氛越来越活跃,有时候简直就像“幸运52”的节目现场一样。不知不觉中,我和孩子们在一起已经半年多了。他们把我看成老师、看成大姐姐、看成朋友。
离开之前,给孩子们上最后一堂语文课,一走进教室,就发现讲台上摆满了当地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野花。在美丽的花丛中露出一小块讲台,上面是我的学生用粉笔写的一句话“祝老师一路平安”。那一瞬间,我心里感动极了。
在西部的600多个日日夜夜里,面对那些质朴的百姓、可爱的学生,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被尊重和被需要的感觉,我的心底里总荡漾着一名乡村教师的崇高感。